如今，費老那一代學人的研究，如楊慶堃的南景村研究😵、楊懋春的臺頭村研究、林耀華的金翼黃村研究等，在幾十年後重新進入中國後輩學人的學術視野⛔️，這些海外知名的中國田野點🕦🕌，又一次成為現當代學人回訪研究的重點👨🏽‍🦲📙。

開弦弓村，這個中國長江流域的一個普通村落🖐🏻，因其學名"江村"而廣為人知。1936年，時年28歲的費孝通先生來到開弦弓村進行社會實地調查🤾，1939年在此基礎上完成的英文版《江村經濟》成為世界"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時至2016年，費孝通先生"江村調查"已經80周年，我們在此之際紀念和回顧以費孝通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曾為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和"理論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與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使我們更加明白自己如何去實踐歷史擔當。今天，中國社會學正處於歷史上難得的好時期♨️，我們需要從更高的位置、更廣闊的視野認真思考如何構建自身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需要增強整體合力和擔當精神🈁🚴🏼‍♀️，主動為推進中國社會學自信地走向世界，並讓世界實際地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特質而發揮積極作用。這些年來，當我們研究團隊一起討論如何才能全面系統地加強中國本土社會學知識積累時，就會想到以費孝通先生"江村研究"為代表的關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經典研究的學術遺產🧑🏽‍🦳。本文以"作為一種研究範式的‘江村學’"為題紀念費孝通先生"江村調查"80周年⚒，這篇文章正是我們從這些學術遺產中汲取資源的一個成果，希望與大家分享並能形成進一步的討論。

江村🎮，作為費孝通先生理解和認識中國社會的起點，也是他躬耕一生探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接榫之處"這一核心命題時不斷追蹤與回溯的地方。更為重要的是，江村的研究所秉持的紮根社會生活實踐📉、堅持"到實地去"觀察、體驗和探究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已經成為一種 "江村範式"或"江村精神"，直接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及社會學者投身於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持續了整整70年‼️，這是近現代中國人類學社會學史上持續跟蹤調查時間最長的、跨越了"文野之別"產生廣泛且深遠影響的追蹤田野調查研究。自1936至2002年，他重訪江村共計26次🧚🏿‍♀️。1981年他"三訪江村"時決定從吳江縣開始，自江村更上一層樓進入"小城鎮"的調查。1984年他走出江蘇省🩷，一路走邊區，從內蒙古西行寧夏、甘肅🐟。1991年走進西南山區🏊🏿，另一路走沿海各省，從浙江、福建🛴🙆‍♂️、廣州到香港🦹🏽‍♂️，合縱連橫"下活全國一盤棋"🏃🏻‍♂️‍➡️。"九訪江村"時🤹🏼‍♀️，他盤算著應及時抽回身去🙋🏽，重返故土，從頭做起，並在這再循環的過程中檢驗自己以往的看法⛅️。半個多世紀以來🧔🏿，費孝通先生沿著"江村—小城鎮—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的"行行重行行"，先後提出了"調諧城鄉關系與鄉土重建"🌻、"重視區域經濟與小城鎮模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反思全球化倡導文化自覺"等一系列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學人類學思考。正是得益於持續70年的對江村的跟蹤式觀察，費孝通先生始終將其理論的基礎植根於具體而完整的實證研究之中⛈，完成了一次次"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二次航程"。可以說，"江村研究"所蘊含的學術遺產為我們對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術話語或理論體系的建構帶來許多重要啟示。

2010年在學習和領悟費孝通先生"文化自覺"的基礎上，我們申發了費孝通先生一以貫之的追問，即"文化主體性問題"。我們認識到🙅🏽‍♀️，應對現代性的問題進行反思並尋找中國現代化的主體性，是中國知識分子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如今的問題便是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後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國社會學如何"再補一補課"。因此，值此費老"江村調查"80周年之際，我們試圖將費老從江村調查出發而構成的研究思考，提升到一種範式意義上來重新加以理解和認識。我們希望通過"江村學"的提出和不斷推進，有更多的學人參與到"江村式"研究的"學術接力"中來🔪，汲取社會學前賢在中國化和理論化方面的優良傳統，通過共同努力改變目前本土理論研究的碎片化現狀，在深入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回答中國問題中，不斷提升文化自覺和學科水平，以全球化的視野、整體性地把握中國社會變化的脈搏，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現代性的道路，並發揮知識分子的主體性作用，作出"實事求是"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解讀和分析。劉豪興教授這一段時間以來也提出了"江村學"的思考。我想💿：心有戚戚焉🐓，這或許不僅僅是個巧合，更可能是中國社會學發展到今天😣，學科發展和理論話語建構的自覺需要吧👨‍🏭！

首先👊🏻，自1939年《江村經濟》英文版（《中國農民生活》）的正式出版後👩🏻‍🦼，江村便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走出國門進入國際學術視野的田野點及田野調查成果🥞，進而也成為國際國內學界共享的學術財富。而由費老所開拓的江村調查，雖然曾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過停頓🎥🫰，但80年代以來的追蹤調查卻從未斷裂，反而愈發繁榮。因而，江村對於中國社會學而言🧑‍🦳，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社會學、人類學連續開展田野調查的重要基地📦，也成為西方學術界認識和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觀察點。在江村和中國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由費老概括提煉出來的"差序格局"，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學者認識、在世界範圍內皆有存在的同心圓社會關系網絡🏊🏽‍♀️，是由"組織化的個人"通過"社會圈子"所形成的社會結構特征，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並成為國外學人借以開展學術討論的重要對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費老江村研究的成果不僅是中國學者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獨特解讀👨🏻‍🔧，同時也是一種可以與西方進行學術對話的話語體系的建構。

其次，江村研究也體現出一種近代乃至當代中國學術的接續與傳承🎬，已經成為一種學術精神或學術傳統🧑🏽‍🦲。也可以說🔏，這一傳統是由費老等老一輩社會學家開啟，並經過費老之後幾代學人的學術傳承與學術實踐而最終形成的。因而🔼，在這個意義上👨🏽‍🦳，江村已經不再是費老個人的👩🏼‍⚕️，而是成為中國社會學的"江村"。隨著江村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圍繞江村研究展開的各種爭論與探討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理論視角，也深化了我們的研究方法。由江村研究而引出的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和認識，也是幾代學人研究成果的累積🧑🏼‍🦱，進一步賦予了中國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內涵🧑🏼‍🦳。

再者🚺，江村是一種學術精神的薪火相傳🎲。如今🗄，費老那一代學人的研究，如楊慶堃的南景村研究、楊懋春的臺頭村研究、林耀華的金翼黃村研究等🏄‍♂️，在幾十年後重新進入中國後輩學人的學術視野🙎‍♀️，這些海外知名的中國田野點4️⃣，又一次成為現當代學人回訪研究的重點。正是在經典的回溯中，當代中國學人特別是青年後學們才能夠得以獲得學科意識🫰🏼、問題意識以及對學科史脈絡的整體把握，從而形成能夠貼近中國社會實際👳🏻‍♂️、緊跟歷史與時代的要求，並在具體情境中開展學術與理論研究的基本素養👷🏿‍♀️。從這層意義上說，以江村研究為代表的學術傳承的歷史🌳4️⃣，也鮮活地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史🫵。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不僅是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社會所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學人針對不同社會問題所進行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轉換。也可以說，以江村研究為代表的中國學術傳承史本身就構成了一部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術話語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史，同時也是一種中國本土研究範式不斷淬煉成型的歷史🏩。

所以，我們有必要把"江村"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加以全面系統地梳理與分析。

第一，如果把"江村學"作為一種研究範式來看待的話，費老的江村研究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鄉村研究，而是一種"在鄉村做研究"，是從"江村"著手卻著眼於整個鄉村社會、整體性社會、乃至世界體系等不同研究層次的研究。首先，"江村"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單一的村落空間，而是各具特點的眾多鄉村類型，通過比較分析呈現出整體性的中國鄉村社會🧑🏻‍🦳。當然🦛，對中國鄉村社會的認識也不能局限於簡單化的"在鄉村做研究"，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跳出鄉村場景，在鄉村與現代城市社會互動的視角下關註和審視鄉村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講🫨，"江村"便成為一種開放性的社會系統，是一種呈現出現代與傳統相互交織和勾連的整體性社會。進入21世紀，費老提出文化自覺⛎，將研究視野從對中國社會與外部西方世界的關聯性分析，進一步將中國社會放置在世界中，從"中國融入世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視角去重新認識中國和世界。可以說，費老"在江村"做追訪研究，著眼的則是認識與解讀世界秩序與文明進程👨‍🔧🏏。由此而論🌶，江村研究已經從對鄉村系統的功能性解釋🦸‍♂️，擴展至對世界體系的總體性把握🚴🏼‍♂️。

第二，費老的江村研究所呈現的🍷，是一種與西方進行學術對話的自信和敢於超越學術範式的勇氣👨🏻‍🦼。從他將《雲南三村》《中國士紳》推介給西方學界的努力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自信與勇氣🔮🐲。費老在江村調查研究，不僅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超越了人類學狹隘的"他者"的研究，同時也超越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學科分野；

沒有簡單地照搬西方功能主義的分析範式，而是立足本土🧑🏽‍🦰，將西方理論與中國的社會實際相結合📐；不再刻意區分學科的差異，而是針對社會現實問題，結合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融入社會學的社區調查👩🏿‍✈️，為當時知識界研究中國鄉村社會提供了更為貼切的方法🦘◀️。這是為今天繼續建構社會學本土化或人類學本土化的嘗試提供了範本🙎‍♀️。

第三，從"江村學"的認識論上講，費老對"江村"的觀察並不是單純地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系統運行及其變化，而是將其作為個案，從中探索中國文化傳統在面對西方文明強勢沖擊時的主體性問題🕴。雖然對於民國以來的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而言🦶，江村調查僅僅是一個很小的片斷，但從中引發的主體性思考，也同其他中國學人在"中國社會史論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思考一樣⚇，都把國家命運的認識作為研究的主題。之後♥︎，費老之所以時常強調"學以致用"、"誌在富民"、"邁向人民"🉐，也都是建立在這種認識論基礎上，這體現了費老學術發展觀的終極歸屬和指向。因此，只有對"江村"研究的認識論加以全面把握，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現代學術史也是一部由使命感催生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史。

第四，從"江村學"的方法論上說🎯，費老秉持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不僅反對空言玄虛的清談之風和雅致超脫的"情趣"訴求，同時也反對單純的"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術態度和缺乏事實依據的問題意識。由江村調查所開啟的從"從實求知"😦、"反復求證"到"理性知覺"🪲、"積極追尋"的研究方法的不斷探索，既是費老自身對實證方法認識的不斷深化，也反映了他方法自覺的心路歷程。

總之，作為一種研究範式的"江村學"，它應該是以文化主體性為社會訴求，以文化自覺和學術反思為思維路徑，以社會學中國化、本土化和理論化為學科目標，以整體性審視為分析視角，以理論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為方法準則。這應該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分析和解讀中國社會的理論與話語建構。面對目前中國學術界日益功利性和碎片化的學術趨勢，我們認為👩‍💼🍮：作為研究範式的"江村學"的提出，或許會對中國學術研究的正本清源和理論話語的建構與創新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