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5日下午1 點，在社會學Ｅ－研究院會議室B417，由社會學系黃曉春老師作題目為《碰撞與融合：信息技術嵌入政府部門運作的機製研究－－－以上海LF街道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為案例的分析》的學術報告會。翁定軍和劉玉照兩位老師任評議人。信息技術是一個令人感覺熟悉而又陌生的話題👱🏻。對於黃曉春博士將如何用社會學話語來演繹這個話題，在場的同學們充滿了期待。
黃老師首先點明👩👦，“技術與組織關系”的研究是組織社會學中非常核心的部分😝。緊接著💁🏼，又對這方面研究的背景和脈絡作了清晰的梳理。“技術與組織的關系”主要有三個研究取向，按其產生先後大致分為：（1）技術決定論🙅🏽：把技術是一種自主的結構，它支配和決定組織的結構。（2）社會建構論：組織建構了技術系統，並賦予技術系統以意義🧑🚒。（3）互構論♕：技術和組織結構是互相影響和製約的，互為因果😆。第三種研究思路比前兩者體現出更強大的解釋力度，但卻使“技術與組織”的研究陷入了循環解釋的困境。美國學者巴利將時間維度引入研究， 同時將研究導向“技術與組織如何相互影響”的過程研究，打破了原來的研究困境👨🏼🎤🚴♀️。
在對組織社會學理論長期積累之後，黃曉春老師領悟到巴利所開拓的新的研究空間。在對LF街道引進一門式電子信息管理技術的過程進行長時間跟蹤和觀察之後，黃老師結合巴利和簡•芳汀兩位美國學者的研究，建立“技術—結構”的時間序列互動分析模型。該模型按照技術與結構互動內涵的發展將互動階段分為三段：“技術定型期”🏄🏼♂️、“技術紮根期”以及“技術成熟期”💂🏻，三階段處於連綿的時空情境之中🔦🧚🏽。信息技術不僅具有結構嵌入性特征，同時也具有自身的剛性。黃老師認為信息技術引入組織的過程式也是組織內部復雜的微觀“政治過程”：技術提供了變革的可能🥢，並被組織內不同的行動者賦予不同的期望和意義，這些行動者借助技術的引入👨🏻🏫，而延續著之前組織內不同部門和力量間的相互影響🙆🏽♂️。
在黃老師理論結合個案的生動演講之後🤏🏿，幾位評議人作出評議。翁定軍老師對該研究的紮實程度表示贊譽♜，並有關信息技術方面提了些具體問題🧗♀️🧖🏽♀️。劉玉照老師認為，如果把“結構”打開來，實證性命題將可往前繼續延伸，比如什麽技術推進什麽結構，什麽結構導致什麽技術🧛🏻。馬丹丹博士高度贊揚了報告人的研究是組織社會學方向的有沖擊力的一篇力作，報告人對製度與技術的關系的思考可謂步步推進，另“外行”也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人類學的焦慮——在該文流露出的劉玉照老師所言的“技術決定論”強音下消逝、抹去的人的生存境遇又湧動在胸臆，從身份證明到老技師的淘汰，到個體歇斯底裏追償製度“不可計算”的微觀生活責任，在技術面前，或者說以技術為屏障，在“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呈現的是現代人集體陷入的不同差異經驗重疊的荒誕片刻🫰🏼。這些樸素的生活經驗直接追問的製度與技術協同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矛盾🏄🏿♂️，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脫節👭，這顯然是個韋伯命題，韋伯在《支配社會學》等書中一方面致力於官僚製的純粹理性，另一方面又切入支配的前提，提出“正當性”的概念🕞，在這個概念範疇，韋伯提出了實質“公道”或責任倫理的學術良知，韋伯的命題或許是報告人製度與技術關系命題的反思可能🕺🏻。對於這一“外行”的評議，報告人善意地表示了寬容🤾🏽♂️，劉玉照老師則隱晦地支持了一把“為什麽在形成單篇論文的時候📏，把製度與結構留下，把人都刪去了”🤌。在進入研究生的提問環節後，劉玉照老師還就什麽是“一般性思考”做出了進一步的闡述。
繼評議之後🦿👩🏼🦳，黃曉春博士做了嚴肅的反思🧧，或回應：
組織研究尤其是組織社會學研究並非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發展過程中的大多數論辯實際上都受到社會學、經濟學學術理論發展的影響🐚，離開了這些理論交鋒🚵🏿♀️，我們其實不能理解研究者的真實意圖。新技術與組織的研究背後，真正的問題意識在於：
1）“是更科層化了還是去科層了”（或者表達為“錢德勒式企業是否趨於解體”，至於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問題，人們也許會註意到，但一般不作為討論的核心）🧭；
2）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技術如何引發人類組織的整體性變化，機製性過程又具有何種結構特征🧑🏿🦰，從這個意義來說🐖，這個研究脈絡又體現出了社會學的元命題爭論（即行動與結構之間的關系）🚴🏼；
3）新技術的選擇邏輯🙇🏿♂️，這其中隱含著人類有組織行動的邏輯問題，當前經濟學和美國社會學的製度學派在這方面有很漂亮的交鋒，而且美國同行值得我輩學習🛀🏼。目前作者有一篇文章正在關註🪨。
然而，批評與反思往往在碰撞中推進知識的生產，寬容凸顯思想的嚴謹🏊🏼♀️，可以說，報告人就製度與技術的關系認知框架在研究現狀基礎的推進上已達到了深入的境界，對於走出製度與技術的互動論提供了一線生機🧑🏻🍼🌚。正如該文結論所言，“本文的潛在的努力在於指出：大多數以管理和協調人類行為為根本目標的技術（方案），從本質上說都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追求實驗室邏輯的技術，它或多或少都被嵌入了某些特有的製度安排、關懷或目標取向🩰。因此，當我們去觀察某種技術對組織運作的影響機製時，不僅要關註技術自身的特征……而且還要分析這種技術方案背後所蘊涵的特有邏輯，以及這種邏輯和即將植入結構之間的關系格局🤵🏿♀️⚄。這種新的分析方向🤷🏻♀️，並非意味著形成一種新的決定論🤴🏻，而是意味著打開一幅關於信息技術影響組織運作分析的全程畫卷的前端——在此之前這一部分總是身處研究聚光圈之外。”
這場精彩的報告👨🏽💻，給在座的同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學術視野，引發了大家對於技術與社會關系的深入思考，讓人受益匪淺🧑🏽⚖️。
